孙庆伟 |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后记

博雅哥说

本文首载于微信公众号“纸上考古”。

近年来，孙庆伟老师在不同场合呼吁通过考古学的手段来重建中国古史，并在北大开设了核心通识课“考古学与古史重建”。现在，他化呼吁为行动，所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本文为该书的后记，叙述了孙庆伟老师重建夏代信史的心路历程。

Vol.689.1

通识经典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后记

孙庆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15年春天，我的那本小书《追迹三代》出版之后，得到很多师友的关注，以至有朋友称我是“考古学史专家”。这让我很是难堪，因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在该书前言中说得很清楚，“正确认识夏商周考古已有的成就，深入了解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为了“明确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书的后记里，我更是强调《追迹三代》只是“照着讲”前贤的成就，接下来我应该“写一部阐述自己学术观点的书”，如此“才算得上是一项完整的研究”。李零先生在看到《追迹三代》之后，就几次敦促我——表示想听听我本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所以，实际上早在2014年夏天，在《追迹三代》交稿后，我就开始了新的写作——更准确地说，是继续我的写作。

但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我的想法几经变化，甚是煎熬。

我最初的设想是，再写一本《追迹三代》的姊妹篇，把该书重点阐述的三个问题——夏、商、周三族的起源问题做一个通盘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项研究就算告一段落。但甫一动笔，就意识到自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这样的三个重大问题，岂是一本书所能囊括？所以大概在2015年初——也就是《追迹三代》面世之后，我曾暗发一宏愿，立意以十年之功完成“三代五书”——即对夏、商、周、秦、楚各写一书，将五族的文化来源问题作一彻底的清理。下定决心后，也立即调整了写作计划，决定先从夏文化着手，于是才有了眼前的这本《鼏宅禹迹》。但也正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想法再一次发生了转变，深深体会到以考古材料重建古史的局限性以及我本人在研究方法上的窘迫——在没有很好地解决前述两个问题之前，我勉为其难地尝试着重建夏代信史自然是可行、可容许的，但如果将同一研究范式反复操练五次，完成我所谓的“三代五书”——我既担心自己会产生极大的审美疲劳，更觉得如此做法是对学术研究工作的极不尊重。所以，于我而言，“三代五书”的念头真可谓是昙花一现，我期盼自己会有重拾这一愿望的那一天。

图为孙庆伟所著《追迹三代》

在三代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中，夏文化问题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不但考古学者孜孜以求，社会各界也在翘首以盼，希望考古学界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虽然学界同仁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众说纷纭，但就我本人而言，最为服膺的还是邹衡先生所强调的，“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我始终觉得，在夏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材料问题，而是如何理解材料和运用材料去讲好夏文化这个故事的问题。从这层意义上讲，夏文化探索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研究者对待古史的基本态度。上个世纪初叶以来，学界常有所谓“疑古”、“信古”之分，杨宽先生在他的《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中就有以下的评述：

“

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主信古者动谓战国秦汉之书近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主疑古者以古书既有真伪，所传古史又不免失实，苟无精密之考证批判，未可轻信；主考古者，辄病于传说之纷繁，莫由遵循，又鉴于近人争辨古史，立论绝异而均不出故纸堆之范围，乃谓但有纸上之材料无用，非有待于锄头考古学之发掘不为功。主释古者，则以古人十口之相传，“事出有因”，必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未容一概抹杀，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此四说者，除信古一派外，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具体到每一位学者，其实并不一定就归属于某派。就我自己的取向而言，介于杨宽先生所说的“信古”和“释古”之间。我对于古史的基本态度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坚信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史框架基本是可信的。邹衡先生所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其实也就是在“信古”的基础上如何去“释古”的问题。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最感困惑的也恰恰是论证夏文化的叙述逻辑，在几经调整之后，才最终选择了目前这种最为平实的叙事方式，效果如何，当然要由读者来评判。

除了“释古”的逻辑，研究中最令我心忧，最感无所适从的则是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对于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的随意界定和混乱使用。苏秉琦先生早已强调，考古材料不等同于史料，考古学文化实际上是将考古材料“加工”或“转化”为史料的关键一环。因此，发掘者对于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理解不仅直接影响到原始材料的刊布，更影响到考古材料向史料的转化。考古学者对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随意界定，其结果便是没有人能够在一个按照统一标准提供的、客观的史料平台上开展后续研究，由此导致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进行不必要的反复纷争，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伤害了考古学的学科声誉。如何准确界定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以及如何区分文化、类型、期、段，建立一套客观可视的量化标准或操作规范，应是学界同仁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图为《史记》

和本书写作密切相关的教学工作是我自2016年以来主讲的北京大学核心通识课“考古学与古史重建”。我在课程大纲中强调，这门课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同学建立起“正确的古史观和古史框架”。因为就一般年轻同学而言，他们天然地相信“疑古”是先进、科学的治史态度，而“信古”则是保守、落后的研究取向。任由李学勤先生有关“对古书的反思”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呐喊与呼吁，同学们依然是我自岿然不动。我当然不是要否定“古史辨”派学者的先进性和重大贡献，恰恰相反，我是想提醒同学们读完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再来 “疑古”也不迟——“疑古”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应该是具体的学术实践——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来“疑古”的。本书附录中的前两篇文章，都是配合讲课所写的讲义，主旨与本书密切相关，所以一并收入在此。

在过去的几年中，考古学界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同仁关注并投身于公共考古活动中来，我自己也应邀参加过数次公众考古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已经初见成效，但我始终认为，考古学科和考古知识的普及化其实并不能，或主要不能依靠普通民众猎奇式的浅尝辄止的参与，而应该依靠学界同行在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上能够拿出直击人心的学术成果来。考古学科之所以是“小”学科，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大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够，而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和学术成果太少。换句话说，民众应该被“打动”，而不是被“引导”。一个学者社会影响力的获得，既需要深厚的学养，更需要对话题的精准选择——前者不可一蹴而就，但后者却可以立竿见影。被余英时先生誉为“朴实楷模”的史学大家严耕望先生就以自身治学经历专门谈学术研究“论题选择”的重要性。严先生坦言自己的《唐仆尚丞郎表》一书的“功力之深实远在”他的另一著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之上，但影响力却远逊于后者。究其原因，就在于问题的选择上。因此，严先生在《治史经验谈》中告诫后学：

“

从事文史学科的研究，本不应谈实用问题，不过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并对一般人也有用;换言之，欲有较大影响力，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论者本身成就的高低是一回事，对于别人是否有用是一回事，这两方面往往不能兼顾，但也可以兼顾，关键是在问题的选择。……就实用观点说，也很难有绝对的标准。不过就目前一般观点言，国家大计、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有了重要的贡献，较易为大家所注意所看重，可发生较大的影响力。

”

严先生并称：

“

讲学问诚然不应有功利主义，也不必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望辛勤的著作能得到学术界的大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

”

严先生的这一番肺腑之言可谓是当头棒喝。我之所以在近年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古史重建”上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考古学的学科使命，也是社会大众对于考古学科的主要期盼；而我之所以在“三代五书”中先从夏代着手，并不仅仅因为夏是“三代”之首，更是因为夏代历史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更为有用”，或者说，社会大众对于了解夏代历史的心情“更加急迫”——社会需求，理应成为研究者论题选择的重大考量。试问，有哪位作者不是期盼自己辛苦写出的著作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大反应”呢？实际上，社会大众对本学科的某个学术问题抱有浓厚兴趣，这实在是学科之大幸，研究者又岂能熟视无睹，置之于不顾呢？

图为孙庆伟所著《鼏宅禹迹》

本书的写作，得到我的老师李伯谦先生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李老师是夏商文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提出二里头文化“既不是夏代晚期的文化，也不是整个夏代的文化，而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这一创造性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后来更是率先明确了夏文化的“三段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新砦期为“后羿代夏”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这些观点影响深远，迄今仍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但读者不难看出，在有关夏文化的认识上，尤其是关于夷夏关系、“新砦期”的有无、二里头文化的属性、东下冯类型的归属等根本性问题上，本书的观点均与李老师的持论相左，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这些看法我都与李老师反复交流，甚至互相驳难，李老师在坚守自己观点的同时，更鼓励和敦促我早日完成书稿。如今我自己在北大任教也超过二十年了，也有了自己独立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李老师的学术雅量令我认真思考为师之道——言传与身教缺一不可，道德与文章不可偏废。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商周组真是个神奇的团队——这里有授我学业的刘绪、徐天进和孙华三位老师，有雷兴山、董珊、曹大志三位同事，更有一众朝气蓬勃的研究生们。三位老师素来谨严，当面从无溢美之词，但从他人处知道老师们对我其实颇多褒奖，天进师更是在《追迹三代》出版之后，用他隽永的书法手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八个大字加以奖掖鼓励。雷、董、曹三兄和我在治学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始终相互激励，以求共同进步。在此氛围之下，各位年轻同学也都一心向学，各有专攻，俨然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气象。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梦想有朝一日可以在三联书店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现在梦想成真，要格外感谢成立不久即享学术盛誉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衷心感谢邓小南老师的青睐，允我充任文研院的工作委员，在这里得以和学生时代的朋友李猛、周飞舟等位再续前缘，砥砺学问，并结识渠敬东等一众新朋友。也是在文研院，结识了同为北大同学的冯金红，蒙金红不弃，大力促成这本小书在三联的出版，并亲自为之责编。

本书的写作始于2014年夏天，三年多来，白天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教学和学院的行政事务上，写书都靠晚上和节假日的零碎时间来进行。这样的写作方式既不痛快，也影响叙述的连贯性，但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为了保证必要的写作时间，这三年中我连最低限度的家务也未承担，斯皇同学的学习更未顾及，这是我对妻女最感亏欠的地方。此时但求此书能对夏文化探索有所裨益，以稍减我的愧疚之心。

2018年是北大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也是我本人在北大学习和工作三十周年。值此之际，出版这本小书，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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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怡 编辑  /  秋阳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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